廖炳惠老師演講：前現代臺灣的跨域研究

（早期全球化時代的台灣，Taiwan at the Age of Early Globalization）

 

 

一、介紹近來在北美學界特別具有突破性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

 

 

大家好，今天很高興受黃美娥所長的邀請，來和大家談論一下研究框架的問題。受限於時間，我今天將會舉出幾位在台灣受過教育、使用台灣研究者成果的美國學者，如何透過敘事的轉譯，而得以將台灣置入一個更廣闊的研究框架之中。

 

 

研究案例：鄭成功的啟示——海盜？商人？忠臣？逆子？

 

 

在開始之前，我首先要問大家一個問題：鄭成功是誰？他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身為中日混血兒的鄭成功，他自己是哪裡人？他使用日本武士道的方式來治理家庭。他是個海盜，也是個商人，是忠臣，也是逆子。所謂的研究框架，簡單地來說，就是你怎麼看鄭成功，以何種方式來描述他。

 

 

從知識到敘事：研究資料被置入不同的研究框架後，會發生什麼事？

 

 

剛剛講到鄭成功。因此，我首先要介紹的，是處理近現代「鄭成功問題」的Tonio Andrade。Tonio Andrade在台灣受教育，使用曹永和、周婉窈、林滿紅、許雪姬等人的資料，但他的著作不以台灣流行的斷代史、專題史的方式處理，而是將這些資料再脈絡化，用現代人可以理解的政治、商業與法律的細節，跨領域地重新處理近現代的鄭成功問題。Tonio Andrade的重要的著作如下：

• On The 17th Century Taiwan: Co-colonial Systems with Dutch, Spainish, and Han Chinese Dominate the Indigenous(2008)

• How Taiwan Become Chinese(2008)

• Lost Colony(2003)

• Sea Rover, Silver, and Samurai(2016)

• Gun Power Age(2017)

 

什麼是近現代的鄭成功問題？Andrade從「國際契約工」的角度出發，認為鄭成功當時領導著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因此非常需要貿易的力量。透過貿易，他連結了日本、菲律賓等地，在面對不同貿易對象時，他靈活扮演不同角色／身份，是一個既難歸屬於「國家」，卻又具有力量、謀略、權威，而使台灣在全球化的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力和交流的案例，並且甚至打敗了西方帝國的軍隊——這無疑是跨世紀的重大事件。鄭成功的例子，激勵了海外華人的合作與交流，也引起了香港、新加坡、韓國與後來的台灣本身的興起。板橋林家、台積電等，都是汲取了這樣的經驗後，和海外華人相結合，針對非華人的機構與企業，竊取商業機密。這些都是鄭成功和荷蘭的交往過程中即已展現出來的智慧。然而另一方面，針對鄭氏政權的討論，則指出了台灣在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早期墾殖時期，由西方勢力邀請中國人到台灣一同開墾的過去，使得台灣成為遭受雙重殖民的國度，自此改變了原住民的生活，也是相當犀利的觀點。

 

台灣目前的研究趨向是專攻斷代，也許像上述的例子，結合不同領域來進行跨殖民地或比較研究：如法律、人類學、史學、文學，都可以從中激盪出新的火花，值得嘗試。

 

 

二、跨領域、區域整合，與文化比較研究(*Trans-regioned, Integrated Area,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ultures)

 

 

接著我想要介紹Melissa Brown。她在《台灣是中國嗎？》（Is Taiwan Chinese? , 2004）提出：國家強調的歸屬或認同，實際上是一種「經過折疊的敘事」(Narrative of Unfolding)，或以一種「內襯」的方式來進行國家敘事建構(a linear ways of narrating the nation)。這正犀利地指出，國民黨和民進黨均是使用同一套策略來引發選民的認同。然而，實際上台灣人的認同可能比這樣一個現象要更加複雜。舉例來說，即便選舉「各歸各位」，但在講到東坡肉或包子時候，不會有人說那是上海菜、江浙菜而不吃。

 

Brown的研究，和王德威、史書美的研究，其間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後二者仍奠基於國家史的概念上。舉例來說，王德威在談論後遺民時，都還是放在國族之中去談，而以我的觀點來看，這是存在著某種侷限性的。舉例來說，像是鄭成功就無法被納入到國家史的框架來討論。因此，我更希望這個基礎的概念是世界性的。

 

國家的框架如何遮蔽了我們的視野呢？這有些時候牽涉到理論的挪用。比如王德威在《歷史與怪獸》中使用德希達的理論，講述背後的幽靈，但卻忽略了德希達在談這件事時，其背景放置在歐盟的成立上。易言之，德希達是在討論全球化與國界崩解的問題。從此重新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馬克思說，認識你的老闆，但在全球化的年代，誰才是老闆？這樣的架構才是德希達想要提出來的。

 

研究者不必讓國家定位來綁定視野、思維，與研究框架，這在Prasenjot Duara的著作：History from Nation(1997)即已揭示，然而今日，我們仍可將其與其他以國家為框架的研究進行比較，例如Wang Hui, 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2015)，或China and It's Exceptionality: Overcoming Modernity。

 

如果回過頭去看台灣史，其實台灣是一個相當早就開始進行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場域。台灣作為一個島國，由此衍伸出的貿易意識與周遭的關聯性，相當值得關注。也因此，若要把握這樣的一個位置，研究的視野就必須更加廣闊。宋怡明（Michael Szony）的研究《冷戰之島》（Cold War Island, 2008）就是一個相當優秀的例子。他由小見大，理解到金門這樣一個小小的島嶼，僅僅因為夾在台灣和中國之間，因而在冷戰年代，成了季辛吉等人每日關注的焦點。金門很小，他的戰爭史也不如其他世界性的戰場要來的豐富，然而如果透過「冷戰」的脈絡來解讀，那麼格局一下子就變得很大，也更能引發其他研究者與讀者的興趣。

 

 

三、日治時期的台灣

 

 

近五年在美、英、澳等國的學者，最重要的研究主題都是關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尤其台灣原住民的主體性如何在日治時期變化的問題。在這裡我列舉出幾位重要學者及其著作：

 

• Karen Thinner, 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2009)

• Andrew Morris, Japanese Taiwan(2015)

• Paul Barclay, Outcasts of Empire(2018)

• Leo T. S. Ching, Displaying Colonialism, Reactivating(boundary 2, summer2018)

 

Thinner的研究是以台灣、韓國的赴日留學生，如何因其跨國、旅行與跨文化經驗，繼而在回國後起了領導性的作用，如影響現代主義的風格。而Barcley的研究極為重要，其所探討的是「原住民的領域／空間」(“Aborigine Territory”)，尤其針對霧社事件來分析日本殖民政府在空間上對原住民管理與整合的失敗及其中值得深入探討的原住民主體性與認同問題。而荊子馨(Leo T.S.Ching)除了其名作《成為日本人》，也在最近的文章中探討台灣人的「親日化」或「親日屬性」是怎麼產生的問題，而這種「親密」也再次顯示出：殖民關係與後殖民關係的複雜性。

 

 

四、歷史的進程，往往奠基於偶然

 

 

接著，我想談談歷史的必然與偶然。傅柯曾說，「歷史的進程往往是偶然發生的」。這一點，放在台灣文學史上也能成立。舉例來說，如章太炎、張愛玲、鹿喬等人，僅僅是過客，但作品卻留在此處發揚光大。因此也讓台灣成了華文出版重鎮。

 

張愛玲是其中特別好的例子。偶然在他身上的作用相當驚人。張愛玲因為害怕中共，而開始思考冷戰問題，因此來到台灣。但來到台灣後，發現此處一直提倡反共復國，最後才遠走美國。然而她因為來到台灣，在夏志清的引薦下認識了平鑫濤，結果他在上海沒有人要出版的小說，在台灣得以出版。這是第一個偶然。

 

張愛玲的第二個偶然，則是在愛荷華的寫作工作坊認識第二任先生。這個先生介紹了好萊塢的導演給他，讓張愛玲寫出十本劇本，其中八本成為賣座電影。這樣的成功讓香港邵氏得以出現，港片因而有了後續的繁盛。對於張愛玲來說，則因此有了一筆財富，可以專心創作。

 

歷史中，像這樣的偶然非常多。

 

 

五、結論：框架、領域、尋找(Frame, Field, Find)

 

 

我以「三個F」來為今天的演講作總結：首先，「框架」談的是方法論的問題：國際性、比較、區域研究等視野，都並非國家歷史進程敘述所能涵蓋。「領域」所指則的是海洋意識、全球化的「再發現」，使能夠妥善地重新連結、重新再脈絡化。而「尋找」則意味著突破既往所慣用的概念框架，以整合、區域比較及文化研究的方法，從微小的事件或偶然中，找到新的說故事的方式。